《黄帝内经》的成书年代，自晋代皇甫谧以来，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、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，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。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，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，还有“战国说”、“汉代说”、“非一时一人说”，但都没有得到公认。究其原因，笔者以为是将《内经》各篇的写作年代与《内经》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。
有人说：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，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还能混淆么？
诚然，对今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问题，但要明白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（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），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，却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。
《内经》书名或为刘向父子所定
详《黄帝内经》一名，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班固撰写的《艺文志》，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《七略》，“今删其要，以备篇籍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也就是“因《七略》之辞，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”（《七录序》），而刘歆的《七略》又是在其父刘向《别录》的基础上，“撮其指要”而成的。换言之，《黄帝内经》的书名最早见于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，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。那么，《黄帝内经》之名，是不是刘向父子所定的呢？
刘向校书时，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是说刘向父子除了广备众本、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，还进行了条次篇目、厘定部类、叙述源流等“辨彰学术、考镜源流”的学术工作。
此外，后人（孙德谦《刘向校雠学纂微》、蒋元卿《校雠学史》、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等）根据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的佚文，发现“定立书名”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证之历史，也确乎如此。
汉代以前的书籍，大都既无篇名，也无书名。余嘉锡先生曾说：“古人著书，既不题撰人，又不自署书名。后之传录其书者，知其出于某家之学，则题为某氏某子，或某姓名。”（《古书通例·叙刘向之校雠编次》）“古书书名，本非作者所自题。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，知其为某家之学，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；无名氏者，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。所传之本多寡不一，编次者亦不一，则其书名不能尽同。刘向校书之时，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。”（《古书通例·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》）
余嘉锡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更明确指出：“刘向于《素问》之外，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，于是别其纯驳，以其纯者，合《素问》编之，为《内经》十八卷。其余则为《外经》三十七卷，以存一家之言。”
既然“《内经》，刘向编《七略》时已有之”（杭世骏《质疑》），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，那么，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？
根据《汉书·成帝纪》记载，河平三年八月“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，谒者陈农使，使求遗书于天下”。这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：“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……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……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。”
很显然，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（前26年），当时刘向五十来岁，他“年七十二卒”，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（应劭《风俗通义》：“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”），尚未完成，由儿子刘歆“卒父前业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，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。
哀帝刘欣在位时间很短：公元前6年～公元前2年。以刘欣驾崩之年算，刘向父子校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～公元前2年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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